chuanus

本文最初于 2018年12月1日发布于笔者的公众号。

本文是   “王川：2024, 石油工业的我靠时刻” 的续篇。

1/ 世界历史这个复杂系统，复盘起来非常有意思。

2/ 上一次油价大跌是 1985年沙特阿拉伯大规模增产，把油价很快从 28 美元一桶打压到86年 14 美元一桶。当时沙特这样做的动机，据说主要是为了增加自己在石油输出国中的市场份额。

3/ 油价大跌的直接后果是苏联的油气出口收入大减，财政出现了高达两百亿美元的缺口，作为比较，1988年苏联的军费是八百八十亿美元。

4/ 苏联经济长期存在结构性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轻工业落后，农产品要进口，很多基本生活用品短缺。因为七十年代油价的暴涨带来大量外汇收入，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得以掩盖。

5/ 1979 年底苏联因为地缘政治的因素入侵阿富汗，之后获得西方和中东多数国家的一致谴责。卡特政府一度对苏联实行谷物的禁运制裁。苏联在阿富汗的消耗占其军费的 2%左右。这可以看成是苏联扩张的顶峰，好像一个操盘手不断加杠杆，把仓位推到了极致。此时美国因为伊朗人质事件搞得灰头土脸，而苏联因为油价高企而财大气粗。

6/ 86年油价大跌，好比对加杠杆的苏联的一次釜底抽薪。当时决策者实际上没有任何好的短期选择，来填补财政的缺口。任何实质有效的应对，涉及到对经济领域长期不平衡点的根本调整，要花时间，必须面临的是短期的较大痛苦。戈尔巴乔夫本质上类似一个被推举出来的职业经理人，他的作为空间是非常有限的。

7/ 就像今天的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上千亿美元的债务，由前任韦尔奇和 Immelt 留下的烂摊子，几个主要业务都在萎缩，谁上台也很难扭转颓势。

8/ 所以最后苏联就选择从海外借钱补财政亏空，来拖延这个问题。同时也表示了对于东欧各个卫星国的内政，将不再武力干涉的态度。因为自己没钱了。

9/ 89年五月，匈牙利拆除了和奥地利边境的电网。导致数万东德人绕道匈牙利，奥地利去西德。这个人潮越来越大，最后东德在巨大压力下，终于决定直接开放东西柏林的通道，也就导致十一月十号柏林墙的倒塌。

10/ 问题的本质是苏联人没钱了，没能力再干涉了；苏联人没钱的本质原因，是以前因为对石油收入的过度依赖，进行了超越自身能力的扩张；一旦油价大跌，去杠杆，就完全身不由己了。

11/ 柏林墙一倒，两德合并，需要花很多钱搞建设。为了抑制通胀，德国央行加息，德国马克利息 1992年一度到 9%以上。

12/ 英国政府为了留在欧洲货币体系内，也强行提高英镑的利率，试图把英镑汇率维持在一个高位。

13/ 索罗斯92年做空英镑，最终迫使英国政府九月十六日退出欧洲货币兑换体系，索罗斯的基金获利超过十亿美元。对于一个成长于 1944-45年被纳粹德国和苏联先后占领的匈牙利少年来说，这个结果，真的不赖。

14/ 而被这一切变化所影响的冥冥众生，他们不知道，在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1985年沙特增产石油之后，他们的轨迹，早就命中注定，身不由己。

本文最初于 2018 年12月6号发布于笔者的公众号。

1/ 比特币现金 (bitcoin cash， 代码 BCH ) 是2017年八月初从比特币分叉出来的一个币。其主要动机是为了增加每个块支持的支付数目，把每十分钟出的块的大小增加到 8 MB，以降低支付费用。

2/ 比特币的主链 (btc ) 的支持者和 bch 的支持者，为区块大小的选择，吵得昏天黑地，各说各的理。

3/ btc 支付费用，因为网络拥堵，在 2017年十二月一度达到单笔要几十美元甚至更高。其中原因非常复杂。可以参见笔者的老文章

王川：比特币支付费用为什么这么高?

4/ 2017年十一月，bch/btc 的比值，曾有几十分钟内一度超过 40%，到年底回落到 18% 左右。

5/ 2018年之后，btc 网络上的支付费用很快回落到一美元以下，而 bch/btc 币值比例也不断继续下滑。

6/ btc/bch 背后都是同样的加密算法，意味着 asic 矿机可以自由在两种币之间切换挖矿。

7/ 矿工基本上就是看单位算力挖谁的矿利润更高，就挖谁。所以某个具体时刻，bch/btc 的币值比例和算力比例是相等的。但长期看，算力是受币值变化引导的。

8/ 但这也导致 bch 算力相对较低时，部分矿工可以以较小的算力代价 （十几天几百万美元）劫持整个 bch 链要修改协议，导致整个链长时间无法正常出块，给相应的币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十亿美元。而且此期间，第三方商户，无法安全正常的使用 bch 进行支付，极大伤害其生态内交易各方的信心。这就是十一月十五号 bch 硬分叉所发生的结果。

9/ 只要存在攻击成本和攻击造成损失的不对称性，并且可能因此而牟利，就会有人去攻击， 这是数学上的必然。可以参见笔者的老文章

王川：为什么特斯拉是做空者的最爱？

10/ 这意味着， bch 相对算力越小，被部分矿工攻击劫持的可能性就更大。

11/ 十一月十五日 bch 硬分叉之前，bch/btc 比值接近 8%， 相当于澳大利亚和美国人口的比例。

12/ 十二月五日，分叉出来的 bch-abc 继承了 bch 的番号，而 bch/btc 比值已经降到 0.035，这个比例相当于古巴和美国人口的比例。

13/ 对于新的小白投资者而言，绝大部分人只知 btc,很少有人知道 bch，更不知道最近分叉出来的 bch-abc 或者 bch-sv 是什么。 而 bch 过去一年半三次硬分叉，不断修改协议，更导致其生态内缺乏兼容性好的钱包软件。这意味着，新增加的小白边际买家几乎会一边倒的投入 btc.

14/ 其它因素一样时，币价最终取决于新增加的长期投资者的购买力。这也意味着，无论是 bch 还是分叉出来的 bch-sv, 和 btc 的比值将大概率继续下降。而这个下降将导致背后支持的算力也进一步下降， 而进一步下降的算力将导致其面临外界攻击的风险更大。

15/ 如果 bch/btc 比值降到 0.019 ，这个比例相当于利比亚和美国人口的比例。利比亚这个国家如此之小，以至于一个 27岁的小毛孩 （卡扎菲），几个人几杆枪在 1969年就可以迅速控制整个国家。

16/ 如果 bch/btc 比值降到 0.012 ， 这个比例就相当于巴拿马和美国人口的比例。巴拿马如此之小，以至于 89年12月 美国人几个小时内就控制巴拿马全境， 把该国总统捉回美国受审。

17/ 黎巴嫩经济学者塞夫丁*阿莫斯在“比特币标准”一书中说，“历史的教训是，如果别人屯的钱比你的更硬，你将无法独善其身”。

本文最初于 2018 年12月26日发布于笔者的公众号。

1/ 金融市场资产的短期价格波动，一个主要因素是信贷的增量，而世界金融信贷的增量目前主要取决于美联储的利率和资产负债表伸缩的政策， 这是二战后建立的 Bretton woods 系统所开启的。美元作为强势的世界储备货币已经成功运作七十多年，以至于大多数不知道二战之前的历史，也没有哲学思辨能力去理解想象未来别的不同框架存在的可能性。 想想联储局十几个官员每六周开会的结果，就可以左右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纸上富贵，就可以影响无数家庭的悲欢离合，他们看到价格大跌就担心世界末日来临，看到价格涨就信心爆棚，这真是一个黑色幽默。联储局官员看芸芸众生，一定有一种耍猴的既视感。美联储现在一个月缩表五百亿美元，一天就是十六亿美元。如果他们决定扩表和降息，也就是分分钟的事。决定何时扩表缩表的那十几个人，一定觉得自己酷极了。

2/ 金融资产的通胀，和实物价格的通胀，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比如很多国家一线城市过去几十年房价涨了很多，但是白银的价格其实和 1979年差不多，而大麦的价格和 1973年差不多。这些概念常常被人们混淆，被不同观点的人选择性利用，吵得昏天黑地。不理解信贷的生成机制和传输机制，他们和摸象的瞎子，本质没有什么差别。

3/ 信贷扩张时很多人获得了纸上富贵，尤其是加杠杆的投机者。他们坚信自己的成功是靠个人努力。在信贷收缩时同样的高歌猛进，那么被迫平仓清零时的宿命也不可避免。借用一位德国哲学家的话说，“上帝让谁灭亡，总是先鼓励他加杠杆”:) 而去杠杆被清零后容易产生极端的愤世嫉俗和厌倦的情绪，那么很自然又会错过下一波信贷扩张时的投资机会。

4/ 成功一个主要标准应当是选择说不，选择不做什么事的能力。如果每天被迫有很多应酬，被迫要终日出差奔波，被迫要说些场面上的废话空话，被迫要面对自己不喜欢的人，被迫要借债还债追债，只是为了享受偶尔来自周围喽罗和对你有所图者的肉麻吹捧，那实际上成了一个自欺欺人的演员。著名作家李敖大师曾说，“有些事看起来很爽，实际上做的时候，非常不爽”。为追逐纸上富贵而放弃时间之自由，放弃身体健康之自由，放弃精神之自由，应当属于这种情况。

5/ 很多人误以为媒体吹捧的成功者有三头六臂超人的能力，但实际这些人只是信贷扩张时被风口吹起来的普通人而已。风向改变之后他们马上就摔下来甚至迅速破产的可能性也存在。 媒体误导的后果是很多人模仿涌现出来的成功者的一些外在表象性的特征，十分努力却总是不得要领。 聪明人会对自身的能力边界有清醒的认识，不和趋势做对，把主要精力放在关注和等待下一个风口，而不是在条件尚未成熟时每天给自己打鸡血，试图强行起飞。

6/ 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都会有泡沫，但二级市场信息透明得多，是个照妖镜，泡沫也会破得更快。一级市场有可能把一些虚假的估值和庞氏骗局隐藏几年，十几年，误导一大批人耗费大量资源做无效的工作。

7/ 未来十年内，最大的趋势，很可能是一种把当下各种技术综合连接起来的一种全新的应用，它在目前还为大多数人所不知或者误解，甚至直白地放在人们面前也会被鄙视和忽略。它的潜力，甚至可能被它的每个局部的参与者都严重低估。它的出现可能将在很短时间内，把很多形而下的知识体系和财富变得一钱不值。与其每天费力埋头拉车，不如多读一些哲学和科学史的书籍，为及早捕捉住新趋势，提前做好准备。

本文最初于 2019 年 1 月23号发布于笔者的公众号。

    (1）

没经验的房地产投资者常犯的错误，是把房地产的外观和内饰等同于其价值。但是房地产其实最重要的因素是位置，位置，位置。

没经验的政客，在寻求同盟者时常犯的错误是关注其个人能力，但是政治同盟者最重要的特质是忠诚，忠诚，忠诚。如果不幸选择了能力强但不忠诚的伙伴，脑袋掉的时候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

专业人士常犯的错误，是埋头提升业务水平，但是事业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其实是网络，网络，网络。

不理解事物运作的底层规律，无异于挂空挡时猛踩油门，废了洪荒之力，感动了自己，也感动了一大票狐朋狗友，但其实没啥*用。

（2）

第一次听说前泽友作， 是在 2018年九月十七日，SpaceX 宣布他将成为第一个付费环绕月球的乘客。于是才知道前泽君身价三十亿美元，他拥有一个庞大的时装帝国。

但更让我感兴趣的一件事，是他的艺术收藏品。他在2017年五月以一点一亿美元的天价，收购了一幅名叫 Skull (骷髅头）的油画。

油画的作者是黑人艺术家 Jean-Michel Basquiat。 但他早在 1988年就因吸毒过量而去世，当时年仅 27 岁。

Basquiat 有什么魔力，让这样一幅画，在他去世将近三十年后，拍出如此天价？

  (3）

网络科学家 Albert-Laszlo Barabasi 在他的新书 “公式 – 成功的普适法则” (Formula – the universal law of success ) 里面，讲述了 Basquiat 的发家路径。

Basquait 天生就是一个极为主动的人际网络搭建者。七十年代末他还只是一个流落纽约街头的乱画家，但靠花言巧语把自己画的一张明信片卖给纽约艺术界的巨头 Andy Warhol， 两人从此开始了持续一生的联系。

关于 Andy Warhol， 只需要知道他说过的这样一句话就够了： “不要思考如何创造艺术，就去做好了。让别人去评论它的好坏，是爱它还是恨它。在他们还在决策的时候，创造更多艺术”。 （Don’t think about making art, just get it done. Let everyone else decide if it’s good or bad, whether they love it or hate it. While they are deciding, make even more art. ）

Basquait 的第二个突破，来自于纽约的视觉艺术学校。虽然他不是那里的学生，但是常去那里晃荡，在那里与知名艺术家 Keith Haring 相识成为密友。

第三个突破，来自于他和某有线电视制片人相识，频繁出现在本地的电视节目上，慢慢成为知名人士。

最后的真正突破，是因为他得到了关系甚广的艺术家 Diego Cortez 的赏识。在一个集体艺术展中，Cortez 把他的二十多幅作品和当时顶级艺术家的作品同时展出。他的一幅作品当晚以两万五千美元 （八十年代初）的高价被拍出。从此他的职业生涯一发不可收拾。

而早年和 Basquait 一起在街头乱画的小伙伴们，虽然他们的作品有着类似的艺术风格和质量 （以至于外人都很难区别） 只是因为没有努力打开自己对外连接的网络，四十年后仍然默默无闻， 穷困潦倒。

(4)

Barabasi 在“公式”一书中点出了成功的第一法则：

“业绩驱动成功，但是当业绩无法度量时，网络驱动成功”。

在无法精确度量业绩的艺术界里，这点尤其突出。

德国柏林某博物馆曾经收藏了一幅叫做”戴着金盔的人“的油画，据说出自荷兰著名画家伦勃朗之手，长时间吸引大批游客参观，并衍生出相关的各种纪念品。但 1985年突然有艺术鉴赏家宣布此画非伦勃朗亲手之作，而可能来自他的学生。一夜之间人潮消失，再没有人记得此画当年的辉煌。

相反的例子是 2005 年被几个收藏家以一万美元购买的基督画像，2008年之后被发现并由多名专家认证为达芬奇真迹，并于 2011年首次以达芬奇作品的身份公开在华盛顿国家艺术馆展出， 2017年拍出了四亿五千万美元的天价。

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知道这些认证背后的全部真相，但有一点可以清楚的是，艺术品后面的网络，而非艺术本身，决定其价格。

 (5)

Barabasi 团队查阅了1980年到2016年五十万名艺术家的作品在世界各个艺术馆展出的数据，和同期三百万份艺术作品拍卖的信息，发现有两百二十七名艺术家从三流艺术馆慢慢攀升到顶级的艺术圈内，并总结出下述规律：

第一，只有几个少数的大博物馆才能够把艺术家的作品推到市场顶部。

第二，大部分艺术博物馆是一些自我封闭的网络孤岛，缺乏和关键主网络的联系 ；你可以在这些岛上的各个艺术馆里展出自己的作品，看上去很忙，但是无用。但大部分艺术家会满足于在一个小圈子的艺术馆内反复展出，而不愿花时间去突破这个圈子。这就是很多艺术家事业无法成功的悲剧的核心原因。

第三，网络连接和物理距离无关。你可以在某一个著名艺术馆附近的另外一个小艺术馆展出，但对你进入大艺术馆的网络帮助不大。

第四，少数实现突破的艺术家，其共同特点是一开始就永不停息地去撒出更大的网，不断对外连接，在不同地区和不同特色的各类艺术馆频繁展出。这样迟早他们的作品会进入核心网络的圈子而实现突破。

第五，艺术家和艺术馆是共生互助的关系。一个艺术家的作品一旦进入某个艺术馆的网络，艺术馆有极大利益诉求去促进他的艺术品的升值。

按照这个理论模型，也许我们不难猜测前泽友作的成功模式了。他不断投资撒出更大的网络，建立更新的连接，让其商业帝国的触角接触到各个圈子的顶部，而这些连接又反哺增加其商业帝国的价值，远远超过当初的投资。收藏 Basquait 的作品，支持 SpaceX 的绕月项目，都是他连接建立新网络的布局而已。

（6）

广泛的网络在关键时刻还可以救命。

汉高祖刘邦当年宠爱戚夫人生的次子如意，打算费长立幼，吕后急得要死却毫无办法。后来求得张良妙计，言辞谦卑以重金请来商山四皓。这是当年被刘邦所轻慢的四位贤人, 名叫“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

后刘邦与太子饮宴时见到他背后的商山四皓，大惊。四皓上前为太子说好话:

“窍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

即使贵为皇帝的刘邦，在网络的力量面前也不得不低头。刘邦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说：“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 ”

有诗为证：“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网络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柰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

本文最初于 2019 年 2 月 12日发布于笔者的公众号。

本文是  王川: 反脆弱的随想 （二）- 机会成本和选择权  的续篇。

1/ 通常人们要解决一个迫切问题的原因，是因为自己不给自己留余地，把所有的通路都堵死了。这个时候再要解决问题就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

2/ 所以最好的行事方式就是平时有意识地构建各种网络，给自己制造很大的腾挪的空间，游刃有余，没有什么绕不过去的问题。

3/ 平时不积攒高质量的人脉 （不是点头之交酒肉朋友），关键时刻再想马上招人/找合作伙伴/找工作等就要付出很大代价；而积累了高质量的人脉，发现可操作的机会比你事先的臆想要多很多，原来要解决的问题根本不是问题。可以参见笔者的老文章

王川: 成功的关键 = 网络网络再网络

4/ 借口没有时间平时不锻炼保养身体/胡吃海喝，一旦脑溢血/心脏病/中风/糖尿病就很难真正恢复到从前；而每天花一个小时坚持锻炼，保持充足睡眠，拒绝超负荷工作，会有大把时间精神抖擞地探索未来很多有意思的东西。

5/ 只关心解决短期的问题，而不实践每天底层的网络建设，那就仍然会常常要面临问题，常常要病急乱投医。

6/ 成功的本质是有很多选择权，一个最重要的选择权是时间的选择权，有能力选择忙或者不忙，做或者不做。 各个维度的网络越广越深，选择权也就指数般上升。

7/ 有时人们对于金钱或某个事业的追求，可能异化成一种对于“选择权的幻觉”的不惜一切代价的追求，并因此丧失了真正的选择权。

8/ 扩大时间的选择权，才有能力不断扩大别的方面的选择权，所谓 “at a time of my choosing”。时间选择权是最基本的选择权。没有时间的选择权，其它选择权则失去意义。

9/ 选择权的扩大是有代价的，显性的路人皆知的选择权可能价格很高，甚至因此成为被众人追捧的瓶颈而失去意义。因为扩大选择权的最终目的，就是要避免在某个瓶颈位置被迫付出巨大代价。

10/ 选择权越少，就越容易被人敲诈勒索。选择权越多，就越容易获得优惠的条款。

11/ 人生乃没有边界的无限游戏，环境的演变常会超出我们的想象力。扩大选择权就可以保证有能力选择惊喜。否则要么没时间，没有理解力，或者因为过大的沉没成本而没有意愿去选择。 可以参见笔者的老文章

王川：从有限游戏和无限游戏看连续性

12/ 以扩大选择权为导向行事，虽然无法保证每个局部都能利益最大化，但在环境剧变时仍可游刃有余，能够继续生存继续谋利益 ； 以利益最大化为导向行事，获得利益的代价是在很多看不见的地方牺牲了选择权，然后突然发现自己被逼得完全没有选择，被迫又要把积累全部吐出去。

13/ 高杠杆投机，超越自身补给能力的军事冒险，都是追求显性利益而放弃选择权把自己逼上绝路的豪赌。长期资本 (LTCM) 1998年的覆灭，德军 1942年底在斯大林格勒被切断补给线后之合围，就是前车之鉴。

14/ 巴菲特总是保持账面上数百亿现金，美国在一次大战开启近三年后才站队入场，则是有充分选择权胜券在握之后再谋求利益的正面例子。

15/ 孙子兵法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 或曰：“今之善战者，先有很多选择，以待敌之没选择。有很多选择在己，没选择在敌。”

16/ 或曰：”扩大选择权以谋利益，则利益和选择权俱存；谋利益而牺牲选择权，则利益和选择权俱亡。”

本文最初于 2015 年12月21日发布于笔者的公众号。

我和苹果公司的故事，是一个将近二十年的黑色幽默，是一个巨大的讽刺，是一个关于确认偏见的悲剧.

如果我把结果告诉你，可能你不相信，但是，每一个局部细节，又是那样的自然真实.

所谓确认偏见，就是当你对某一个事物有成见的时候，你会有意无意地忽略所有对你不利的证据。而任何对你有利的证据，都会被你放大，而加强你的偏见。确认偏见，是人在大脑深处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如果不强迫自己兼听则明，其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1)

苹果总部所在的Cupertino市, 中文译为‘库比蒂诺’，也有人戏称为‘裤破体露’。这里有着硅谷最好的学区之一，早年的台湾移民很多在此购房。九十年代时，据说台湾没有人不知道美国的Cupertino .

我 94年来硅谷时，苹果早已江河日下，96年新上任的老总Gil Amelio, 是做半导体硬件出身，还是我在乔治亚理工学院的校友。但他并不是合格的个人电脑的产品经理.

1997年二月，乔布斯说服Amelio收购他自己的公司 Next computer，借此重返苹果公司。当年七月，他说服董事会，把Amelio 开掉，自己则成为新任的临时CEO.

97年六月乔布斯一度因为和董事会纠缠时倍感挫折，曾把手中的一百五十万股苹果股票卖掉，因此遭到媒体的质疑和诟病。后来他对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咆哮道，“谁要再问我为什么卖股票，老子就告诉他‘去你妈的, 去你妈的’ (F**k you, f** you) !”

97年下半年，苹果还是严重亏损，股票价值甚至低于公司账上的现金。在一次内部员工会议上，有人问乔布斯，戴尔电脑的Michael Dell 对媒体声称苹果应当关门大吉，把现金归还给股东。乔布斯答到，“F**k Michael Dell”.

乔布斯上台后，首先砍掉了许多冗余的产品线，推出了设计独特的iMac. iMac 的显示器，可以有不同颜色，外观新颖惹眼。但是对于一个PC 用户而言，我的第一反应是，who cares ? （谁在乎）。苹果在个人电脑的市场份额不到10%，早已大势已去，玩这种花活完全改变不了大局.

98年后每次开车在 280 公路经过苹果总部时，都会看到苹果的大楼上印着不同世界名人的大幅画像，从爱因斯坦到甘地，还有苹果的广告口号Think Different (不同的思维)。作为一个事不关己的旁观者，我除了觉得有一点点好玩之外，并没有心思继续深究.

1998年，苹果实现了五年来的第一次盈利。到2000年，苹果的股票在互联网的狂潮中上涨了九倍。但在接踵而来的三年互联网寒冬中，股价又一路下降，2003年初又跌回了97年底乔布斯上台时的水平.

   (2)

此时乔布斯早已意识到个人电脑市场之争不是苹果的战略重点了，那场战争微软早就赢了。要在新技术的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就必须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另起炉灶，开辟一个新的战场.

Ipod, 作为市场上的第一个真正实用的数字音乐播放器，于2001年十月悄悄推出。Ipod可以让用户相对容易地把CD上的乐曲拷贝进来，软件界面简单好用，虽然音乐的音色质量实际上比索尼的Walkman 要差一些.

此间偶尔我也在电视上看到苹果公司的ipod 广告，但是我的第一反应仍然是，who cares? 随身听这些东西就是小孩的玩具而已.

iPod 起初无法和 PC兼容，使用者仍然有限，其真正突破，要到2003年四月。iTunes 商店，终于可以让用户直接在网上购买歌曲下载，一首歌曲只要99美分。苹果销售每首歌曲的利润，只有十美分.

2003年十月，iTunes商店第一次可以和微软的PC软件兼容，iPod的爆破性增长终于开始了。当年九月，苹果在网上累计销售了一千万首歌曲，2004年四月时，则增长到五千万首.

（ iTunes 花了1033天卖掉十亿首歌曲，之后322天又卖掉十亿首歌曲）

2004年，苹果的股票上涨了将近三倍。ipod 开始在主流消费群中火了起来。年底时，我听到好几个客户说，他们收到友人赠送的ipod作为圣诞礼物。还有一位在苹果工作的朋友，提起他们最近忙得不可开交.

刚刚被互联网三年寒冬折磨得对高科技投资极度恐惧的我，第一个直觉反应，则是：又一个泡沫来了。不就是卖点破音乐吗？有什么了不起？微软，索尼，别的公司也可以做。现在买这些苹果股票的傻帽，迟早要亏得裤子输光.

索尼的竞争产品2004年才推出，但是价格居然比iPod要贵30%。微软的Zune，则要等到 2006年才推出.

几年内iPod迅速占据了消费者市场。追随者的产品，界面不比iPod更好用，缺乏iTunes的便宜又丰富的可下载的音乐库。在先行者设定游戏规则的市场里，追随者始终难以有起色.

苹果的股票继续扶摇直上，05年翻倍，06年增长将近20%。而我，只能继续看着它的上涨，无奈的咒骂着这个不理性的高科技泡沫.

（3）

iPhone的开发，实际上2004年就开始了.

2006年palm pilot的老总Ed Colliga在听到iPhone快要出来的谣言时，这样评论，“我们挣扎学习了好几年，才弄明白如何制造一个不错的电话机，这些造PC的家伙，不可能走进来，一下子就弄明白。”.

当2007年一月，乔布斯在旧金山第一次展示iPhone的样机时，苹果的粉丝们沸腾了.

对于我这样的旁观者来说，第一反应仍然是：那又怎么样？什么样的傻帽，会花五百美元，买一个手机? 我的功能机，可以打电话，满足我的所有需求，不到100美元，为什么要花这冤枉钱？

微软的老总Steve Ballmer 当时对iPhone的反应，非常典型：“五百块钱?没有键盘？这是世界上最贵的电话。而且商用客户不会喜欢，因为它没有键盘，不方便发email。。。（99美元的微软Windows 电话）可以放音乐，可以上网，可以发email，可以发短信。我看了看，我要说：我喜欢我们（微软）的战略！”

当时深为公司用户喜爱的黑莓手机，其老总Balsillie 2007年十一月如是说：“苹果的iPhone虽然很好，但用起来很麻烦，在触摸屏幕上打个字母都很麻烦。。。 iPhone 进入的市场，非常拥挤，消费者有很多（电话）的选择，但是要说iPhone这是对黑莓的一个彻底颠覆，就夸大了”.

但所有的批评者和质疑者，都忽略掉了两个根本因素：一，iPhone是一种全新的产品，包含通讯和娱乐等等许多功能，给用户一个全新的体验。和狭义的传统电话完全没有可比性。二， iPhone 产品的进步非常快，各种被诟病的小问题很快都得以解决.

苹果的股价，在包括我在内的众多质疑者的鄙视声中，2007年又翻了一番.

(4)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带动整个市场崩盘，到09年三月苹果的股票一度比08年的最高点下跌了一半以上.

我终于长舒了一口气，庆幸自己的先见之明。这些愚蠢的果粉，买这么贵的手机，追随股票泡沫，现在自作自受，活该!

我的沾沾自喜没有持续多久。三月之后，苹果的股票又开始直线上涨，到09年底创历史新高.

苹果的iPhone更新换代的速度超越人们想象。实际上08年四季度，iPhone的销售额一度暂时超越了黑莓手机.

2010年，iPhone只有全球手机的4%的份额，但是却占有了市场50%的利润。2010年三季度，苹果手机销量比前一年接近翻番，销量终于永久性地超越了黑莓手机.

而当2010年四月苹果推出 iPad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自己没有任何反对质疑苹果的借口了。作为大屏幕的移动终端，iPad好用，携带方便，没有任何替代产品，虽然价格五百元，但是不用老是守在PC前上网了。我终于成了苹果的产品用户.

(5)

但是在2010年时，对于是否购买苹果股票，我还是犹豫不决。来自便宜的安卓机的竞争会不会打垮苹果？当时已经病入膏肓的乔布斯如果挂掉，会不会也带着苹果一块垮掉？如火如荼的希腊债务危机，会不会再次将世界经济带回深渊？

每一个有关苹果的可能负面消息，都加深了我的担忧，让我裹足不前。我完全没有仔细深入研究，苹果带动的整个移动互联网生态的开天辟地的革命，给苹果的营收带来的巨大上升空间.

2009年时，硅谷的著名企业家， Netscape 的创始人 Jim Clark,作为业余兴趣爱好，亲自在iphone 上写软件。他深入研究后，发现iPhone的软件构架，是基于所谓的面向对象(Object oriented)的程序系统，使得在iPhone上的开发app的工作极为容易。其他公司的所有手机产品，软件架构极为落后，完全和iPhone没有可比性.

基于这些洞见，Clarke 从09年到12年不断大幅加仓苹果股票，自己也因此在2012年重新回到了福布斯富豪榜上.

2010年乔布斯去世时，苹果已经拥有了iPod，iTunes， iMac，iPhone，ipad 构建的一系列的完整的产品生态圈，将竞争者远远抛在后面。苹果，像一颗卫星，已经被发射到稳定的轨道上运行。即使乔布斯个人的逝去，也不会改变公司快速成长的大局了.

苹果公司的崛起，引领移动互联网的爆炸式增长，是二十一世纪头十年，科技界最大的事件。到今天，2015年底苹果公司的股价，相当于2003年最低点时的110倍.

而我，同时期就生活在苹果总部的Cupertino 市, 因为偏见和缺乏深入研究，居然没有分享到苹果股票十几年来的成长果实，这是作为一个投资者的巨大耻辱.

(6)

当我反思为什么一再错过苹果的成长历程时，我总结了主要有三大原因：

一）对新事物的发展视而不见，拒绝仔细了解其内在细节，沉浸于内心对其贴上的简单标签.

二）当新的发展，一而再，再而三地与原先的偏见相悖的时候，我不断的找借口来自圆其说，不断地找有利于自己的证据安慰自己，不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丧失了冷静客观分析的立场.

三）当自己的观点终于开始被客观事实改变松动时，没有以发展的眼光，冷静定量地分析未来前景，而是继续担心负面因素，祈求公司股票下跌捡便宜，因而错过公司的成长.

我下定决心，未来不再重复在苹果公司上面犯的巨大错误. 我要对新生事物保持客观，开放的态度，这样当下一个苹果，谷歌，亚马逊，在一片激烈的争议和质疑中发展时，我可以冷静从容地搭上它的迅速成长的快车.

(7)

三国时期，军阀袁绍遭到谋士田丰的力谏，反对其出兵官渡伐曹。袁绍没有听取他的正确意见，大怒把田丰关了起来.

当袁绍官渡之战惨败回归时，不仅不直面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因为羞见田丰，将其杀害.

如果说确认偏见，是阻碍事业进步的巨大障碍的话。那么当铁的事实不断证明自己原先判断的错误时，再变本加厉地掩盖自己的错误，拒绝反思改正，则是错上加错，最终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8)

多年前我刚入职场时，面试常常被人问起这样一个问题: “你觉得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虽然我知道面试者问这种东西，实际上都是扯淡，但还是硬着头皮深情地答到，“我最大的优点是工作非常勤奋。最大的缺点是工作太勤奋了，以至于完全不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今天，如果我再遇到这样的问题，我想我的回答将是，“我最大的缺点是缺点太多。我最大的优点，则是善于迅速改正自己的缺点！”

本文最初于 2015 年10月28日发布于笔者的公众号。

英国跑车厂商，百年老店Aston Martin 的老总 Andy Palmer 最近表示, 他们要开展研发 800-1000 马力的超豪华电动跑车，(普通家用车如本田雅阁, 推力大约在 180-280 马力) 最终彻底放弃汽油车.

Aston Martin一直是英国谍战片 007 里面的标配用车。当它的公司老板都公开宣布改变方向做电车，你就应当意识到，内燃机动力的汽车，来日无多了.

传统汽车在性能和价格上未来几年内将被电车全面超越，具体的说，是电池动力的电车.

抛开环保因素，为什么电车比汽车优越？

1. 电比油便宜很多.

一度电平均可以跑三英里，按照一度电十二美分的价格看，就是一英里四美分。汽车按照一加仑油三美元的价格开二十英里来算，就是一英里十五美分. 而且电价随着技术进步，还会继续下降.

至于其他技术，比如氢燃料电池，还有传说中的未来的石墨烯，超级电容技术等等，实用性和价格与电池驱动的电车差距还很大，暂时不表.

2. 电车性能比汽油车强.

电动车在效率和推力上比汽车有巨大内在优势。有数据显示对于电车，从能量到推力的转化效率高达90%，而汽油车的转化效率不到35%。电动马达在低速时就能产生强大的推力，所以电车完全不需要换挡.

特斯拉的 Model S, 最高配置已经可以在2.8秒内从0加速到100公里。对于没有思想准备的乘客，瞬间加速时大脑会产生一种奇妙的眩晕感.

3. 维护费用大大低于汽车。（由于没有内燃机的许多零部件）

电车的内在构造比汽车简单，零部件也少很多。传统汽车的换油，火花塞，过滤器，传动液的更换等等对于电车统统没有。由于刹车时采用回馈制动(regenerative braking),对刹车片的维护需求也大大降低。

维护费用因车而异，据德国Nürtingen-Geislingen 大学的一个研究机构调查估算，普通纯电车的维护费用要比同类汽车至少便宜三分一.

能源行业专家 Mike Barnard指出，要设计一个好的电车，你必须全部推倒重来：

1. 把所有的传统外壳设计全部抛弃.
2.  把所有的发动机管理软件全部抛弃。所有和内燃机相关的限制和设计技巧全部没用了.
3. 内燃机马达全部没用了.
4. 所有的机械控制系统要推翻重来，新的设计里所有的东西都是电子线路控制。驾驶杆，汽缸， 泵，软管，正时皮带等等全都可以扔掉了. 以特斯拉为例，由于少了许多内燃机系统所需要的器件，车前面多出了可安放行李的空间.
5. 所有的牵引控制系统要全部重新设计.
6. 所有的排放控制系统全部不需要了。2015年以柴油排放系统控制软件而驰名世界的Volkswagen (大众汽车)，多年积累的软件技术完全用不上了.
7. 所有的燃料存储输送系统全部不需要了.

所有老的汽车车型，几乎没有什么系统可以在新的电车里重复使用.

车体设计，控制系统设计，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都要推到重来.

所有靠内燃机技术吃饭的工程师突然发现他们的技能全部没有用了，要么接受新知识再教育，要么失业.

传统汽车厂商，大多不会放弃眼前生产汽车的利润，而去真正转型电车。等到有一天电车在价格，性能上全方位超越汽车时，一切则为时过晚.

要做电车，必须放手一撸到底，完全摒弃内燃机时代的过时设计。但是一些为了应付监管机构排放标准的厂商仍然半推半就，试图以油电混合的设计方式蒙混过关.

以宝马汽车公司的油电混合车，i3 系列为例，纯电状态下只能开80 英里，需要加一个汽油发动机才可以增加驾驶里程到150 英里。这个数字和特斯拉的 model S 一次充电可以行驶260 英里以上完全无法同日而语. (Elon Musk 最近声称有望在2020年把 model S 现有续航里程增加50% 左右)

BMW i3 内核设计无法摆脱传统汽车的掣肘。按照宝马的产品路线图，此系列全部电气化需要等到2025年.用我的一位老朋友的话说，“等十年，我儿子都可以打酱油了”. 而宝马在诸多汽车厂商中，已经算是比较进取的了.

电车厂商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一是价格，二是充满电的行驶里程，三是充电设施的铺放。这一切都是时间问题.

至于时间表？可以参考我的老文章

王川：2017年, 特斯拉将敲响石油工业的丧钟

本文最初于 2019 年 2月19日发布于笔者的公众号。

1/ 知道得越多，就感叹为什么不早花时间去知道更多，而是像无头苍蝇一样被各种噪音和假象干扰误导, 浪费大量精力去盲动。

2/ 有一点毋庸置疑，所有人都无法知道客观世界的全部真相。

3/ 我们以为自己看到了全部的真相，但往往是一百个变量只看到十个，十个里面可能还有五个是错误或虚假信号，然后我们就把这十个输入和最后的输出建立起因果逻辑和世界观，很长时间深信不疑，直到有一天被现实无情粉碎。进化，就是一个认知水平脆弱的系统被不断淘汰的过程。

4/ 很多因果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幻觉，这在局部时空内是一种有用的幻觉，但需要知道有用和无用之间的边界。

5/ 有些重要的信息，被部分玩家刻意隐藏或夸大，这样他们可以保持较为长期的竞争优势。这一块，普通人很难建立自身的优势，所以必须承认和意识到自身感知力的边界和局限。

6/ 有些情况下，真相非常复杂而且变化很快，没有任何人可以看清全局，大家都有各自的理论去解释。这属于开放的复杂系统的范畴。这个领域，普通人有可能通过在局部直接观察到的信息，慢慢建立起对于大众的信息优势， 甚至相对于那些自以为有信息优势的老玩家。因为老玩家的信息优势，在新环境内可能完全无关紧要。

7/ 在缺乏较大信息感知优势之前，拼命为某个具体目标而工作，认为这就是人生的全部意义，这可能是短视和愚蠢的。你以前所重视的某个目标，在新环境下可能毫无用处。

8/ 很多时候人们看问题，理解问题都是盯着一个非常小的局部，只有非常局限的观察角度和信息输入，和非常短的时间截面。如果拉长时间轴到十年以上，更全面理解每个环节不同玩家的观察角度/思维框架和心态，看到每个环节不同玩家在各自有不全面信息，彼此有各种误解的情况下互动博弈的情景，才能意识到以前是多么可笑和自以为是，才能对未来同时保持着敬畏和憧憬的两种心态。

9/ 敬畏来自于承认自身必定存在感知盲区，因此要不断学习提高；憧憬来自于有了正确的方法论和框架，相对于其他还在梦游的玩家，结构性的优势会越来越大。

10/ 网络时代，获取筛选知识精华的成本低，时间延迟几乎为零；但是靠自身实践，在各种碰壁之后再去粗取精来总结出的经验教训，则成本极高极缓慢。不是说贬低实践，而是说应该先尽量低成本获取更多有价值的信息，让自己的选择增加好多倍，以更好地指导实践，这样根本不会浪费时间在噪音和假信号上了。

11/ 必须要不断主动寻求新的有价值的信息，不断调整丰富大脑的思维模型，以适应感知到的真相。

12/ 什么样的信息最有价值？一种信息，可以帮你从新的角度来核实现有信息的真实性，及早识破虚假夸大的信息； 另外一种信息，是给你对于能源/财富的寻觅，提供一条全新的替代的通路。

13/ 提高自身全方位多角度的获取信息的能力，是最好的投资，比物理世界很多投资要高效得多。一块钱换来的有效信息，让你识别真相，增加选择，可能避免犯下一百块钱甚至一千块， 一万块的错误。即使 99%的信息最后无用，只要 1%有用，就值了。

14/ 一个理性人，对于信息知识的持续投入，应当永远超过吃喝玩乐的花费。

15/ 低成本获取高价值的信息，以创造更多选择权 ；有更多选择权，就更有时间和资源去建设自身的信息获取和整合的能力，从而增加更多选择 ； 有了更多选择，才发现可以不做那些原来以为必须要做的事；看似无所事事，但背后决策机制，常人并不知晓。
可以参见笔者的老文章: 王川：再论选择权

16/ 其实生命并没有特定的目标和意义。只是地球上慢慢地自发地涌现出一种系统，对外界建立起强大的感知力，并把感知到的信息高效整合起来，从外界吸收和耗散能量，然后不断繁衍进化，不断提高自身的感知力和信息整合能力，循环往复。这个系统的信息整合复杂到一定程度，就出现了我们常说的”自我意识“，然后这些有自我意识的人就会有时间去讨论人生的意义。 （自我意识的信息整合理论 Integrated Information Theory, 最早由威斯康辛大学学者 Giulio Tononi 2004年提出）

17/ 老年痴呆的本质是大脑记忆能力的缺失, 同时大脑神经元之间信息传输速度变慢。精神病可以看成是大脑整合信息能力的错乱，神经网络跌入了某种系统性陷阱 (systematic trap)而无法自拔。

18/ 信息整合度低的系统，接受到外界信息输入时， 要么只在局部有反应而未传播到系统的整体 （缺乏整合）； 要么整体的反应非常刻板单一，缺乏时间空间上的差异性 (缺乏信息量）。

19/ 没有强大的感知力，记忆力和整合外界信息的能力，只想埋头赚钱，本质上像精神病人或痴呆者在健身房里使劲撸铁。

20/ 在不远的将来，很有可能，会浮现出更复杂的生物体，可以更高效地收集，整合更丰富全面的 （高若干个数量级的）外界信息，并形成一种更复杂的”自我意识“， 他们看普通生物人，如同我们现在看精神病人或者宠物。不过那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本文最初于 2019年 3月22日发布于笔者的微信公众号。当时宝马股价为 69 欧元，今天是2021年十月八日，宝马股价84欧元。到2022年底时再复盘。

（笔者发文时不持有宝马股份，也没有做空宝马。本文表达个人观点，不构成对所述资产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 入市须谨慎。）

1/ 笔者最早在 2015年有文章

王川: 为什么传统汽车厂商大多很快会倒闭？

曾对汽车工业的未来做过预测。

2016年也发表过

王川: 2018, 汽车工业的我靠时刻 (二)

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2/ 德国宝马集团 2018年的年度财报刚刚出炉： 2018 vs 2017: 交付车辆增加 1.4%， 收入减少 0.8%， 税前利润下降 8.1%， 税后利润下降 16.9% （七十二亿欧元）。 宝马集团宣布将现金分红从每股 4 欧元降到 3.5 欧元。宝马股价在发稿时大约 71 欧元， 接近五年来的最低点。

3/ 宝马的实际现金流比利润更糟糕。2018年业务现金流五十亿欧元，资本开支高达八十亿欧元， 要靠增加约七十亿欧元的非流动财务负债 (non-current financial liability) 才能发放二十六亿欧元的现金股息。即使这样，账面上实际现金只增加了十九亿欧元。

4/ 宝马五年内到期的财务负债从 2017年的八百五十亿欧元 增加到 2018年的 八百九十六亿欧元， 净增四十六亿欧元。五年之后到期的财务负债增加了三十三亿欧元。 这包括：衍生产品， 短期商业票据， 客户定金，债券，资产担保融资。总共财务负债在 2018年底时高达一千零三十五亿欧元。

5/ 宝马的轿车在北美的交付数目， 2018年第四季度， 和前一年同期相比， 下降了大约 12.5% （ 49261 vs 56256 ). 总共交付量的略微增长 （1% 左右），主要来自小型 SUV X3 的销售增长的补偿。

6/ 事实上， 2019年头两个月， 宝马轿车在北美的销售额比去年同期下降 10.6%（ 24054 vs 26893 ） 。即使包括 suv 和 cooper 在内， 总共销售量比去年同期仍下降 3.6%

7/ 特斯拉 Model 3 在北美州 2018年第四季度交货数超过六万辆， 而同期宝马轿车在北美的交货量减少了六千多辆， 保守估计，这里面一半以上的原因是 Model 3 的销售造成。Model 3 在欧洲和中国的三月份交付的数据很快就会出来，我们很快就有机会验证。而三万五千美元底价的 model 3 的推出，只会继续加大这个压力。

8/ 如果根据北美洲前两个月的销售数据，来推测宝马 2019年全球的销售趋势，即使保守估计全球交货数 2019年下降 3%， 再加上价格竞争，销售收入可能下降 6%以上， 以宝马 2018年收入九百七十亿欧元计算，2019年收入可能下降至少六十亿欧元，但利润和业务现金流可能下跌 30%甚至更多。

9/ 宝马因为2018年税后利润下滑 17% 而在2019年三月把现金股息从每股四欧元砍到三点五欧元 （相当于大约二十一亿欧元）。如果 2019年税后利润下跌到五十亿欧元以下，很有可能在 2020年把现金股息减半，甚至更低。这将引起股东和债券投资者的连锁反应。

10/ Model 3 在价格，加速性能， 能源费用，维护费用，体验方面已经全面超越宝马三系列，这个领先优势还在加大. 2020年底特斯拉 Model Y 的投产交付， 将对宝马的 X3, X5 销量产生严重的， 类似 Model 3 对轿车市场的冲击，届时可能导致宝马全球销量比前一年降低 10%， 收入下降超过 15%， 而利润可能在 2021年第一季度， 甚至更早， 变成负数。

11/ 宝马业务现金流的萎缩，已经无法逆转。二月底三万五千美元底价的 model 3 的出炉，好比1942年 11 月 23号保卢斯的第六军被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彻底合围。从合围到投降，也就是七十天；从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投降到柏林被攻占，也就是两年三个月。

12/ 2019年宝马业务现金流可能会跌破三十五亿欧元，2021年可能变成负数，但同时为了造电车其资本开支无法削减。当业务现金流下跌到无法覆盖债务利息，甚至变成负数时，债券市场是否还有人愿意扶植一个负债超过一千亿欧元的实体，到期的老债主还愿意新债换旧债吗？

13/ 宝马在美国的销售将近 60%是属于出租的。但三年租约到期还车后，旧车的市价因为竞争和技术进步，比预期要低 10%，20%，甚至 30%的时候，它有什么办法阻止提供资产担保融资的银行缩紧银根吗？

14/ 当供应链合作伙伴发现宝马现金流变负，财务吃紧时，宝马如何阻止他们收紧账期？如何应付因此导致的营运资金需求的增加？

15/ 是时候该思考这对德国汽车工业， 德国和欧洲经济的影响，产生的二级效应了。

本文最初于 2019 年 4月7号发布于笔者的公众号上。

1/ 有三件事，按照重要性的排序是： 思维模型 ， 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2/ 思维模型的多样性和灵活性是最最重要的。如果底层思维模型都是错误的或者狭隘的，那么你上面思考和解决的问题都可能失去意义。比如说，普通人对于哈佛大学的思维模型是”某个知名大学“， 但另外一个思维模型把它看成是 ”伪装成学校的，一个享受免税待遇的大型对冲基金 ” ； 普通人把俄国看成一个欧洲大国，但有的人把它看成“一个假扮成国家的大型加油站”。

关于油价对俄罗斯的影响，可以参见笔者的老文章:

王川：三十年前油价大跌后的最大赢家是谁？

3/ 提出问题： 比如说大部分人想的问题是如何赚钱。 但另外一个角度是，把提出的问题转换成： “如何把每天不高兴做或没有兴趣做的事情的时间，压缩到接近于零， 顺便再把生活费给赚了。”

4/ 解决问题： 这个是最后才需要做的事。因为现行教育体制导致人们思维模型非常局限，也没有主动性去提出新的问题，所以大家都去挤着解决那些同样的问题，而拥挤导致问题更难解决/代价更大。

5/ 关于上大学的旧思维模型：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上一个名校，可以有更好的圈子，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 就会有个更好的未来。所以很多家长不惜一切代价，推着孩子上名校。

6/ 另外一个思维模型是：从学习知识的角度看，单个大学所能提供的资源现在远不如另外一个增长极快/完全开放/无需考试认证/大部分资源免费的大学：“互联网”， 而且二者的差距正在拉大。大学的一个副作用是，年轻人会把自己个人的身份理念认同和所就读的大学的圈子绑住一起，对大学外的不同圈子和不同思维模型产生本能的排他情绪。对于一个真正内心有极强驱动力的人，对于一个自己可以建立开拓自己圈子的人，大学不再是唯一的选择，名校不一定是个值得拼搏争取的对象。 如果你在世界各大社交媒体上有大量的文字或音像作品被传播 （或者 Github 上编写的程序），被市场直接认可，名校的学位认证还有多大意义？

7/ 关于找工作的旧思维模型：我们理所当然的认为，在好学校学到某些专业知识，就可以找到好工作，获得好的薪水， 然后从此幸福地生活下去。

8/ 但另外一个思维模型是：从人工/原材料到真正付费的终端用户之间，有一条长长的价值链。 找工作，本质上是在被前人定义好的价值链上的很小的一块上 （就是所谓的专业），拼命努力，想占有一席之地。可以参见笔者的老文章：

王川：抽象者劳心，被抽象化者劳力 (一）

但打工者，对于整个价值链传递的机制，对于自身在价值链上的位置，自身定价权的理解，是非常模糊甚至一窍不通的。 一份优厚薪水的工作，容易让人沉醉于虚假的安全感，不用直面抢夺市场搞定客户的残酷现实。当裁员的噩耗来临，安全感被粉碎后，必须要花很长时间才能重新找到自己在价值链上的位置。如果真正理解价值产生，传递，被认可和获取的机制，会发现很多不同的道路让你获得你所需要的回报，而它们往往大大优于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问题的本质是对价值链的理解和自身在价值链上的站位选择，而不是去争夺那些被前人定义好的专业和工作， 并为此去学习一些非常狭隘的甚至早已过时无用的知识。

9/ 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的思维模型比较单一，所以大脑里想的就是解决某几个特定模式的问题。 一旦模式固定后 （就是所谓的专业化），变成存量博弈，只是在局部做些“螺蛳壳里做道场”的优化， 非常枯燥繁琐。而当现实中的某个被忽视的变量发生了数量级的巨大变化后，思维模型可能彻底改变，原来要解决的问题已经不再有意义。这时会有很长的时间窗口，去解决新的问题不仅相对更轻松，而且回报更大。

10/ 为什么人们很少思考通过改变底层思维模型，去解决更容易的问题？

Peter thiel 关于难度和价值的关系有这段阐述：

“激烈的打破头的竞争，使大家竞争的目标更难获取。难度成了价值的代理物。 但是价值和难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当价值并不存在的时候，你只是为了竞争而竞争。基辛格有一句贬损学术界的名言，精准描述了对于价值和难度的混淆：‘至少在学术界里，战斗如此激烈，正是因为争夺的利益太小了’.

这看上去是对的，但也很怪，如果争夺的利益这么小，为什么人们要去拼命争夺，而不是去干点别的？我们只能猜测：也许这些人不知道如何辨别什么东西有价值。也许这些人只能理解难度是价值的代理物。也许这些人被竞争的浪漫情怀所洗脑了。”

11/ 人性强烈需要其他人来验证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意义。即使是很明显的长期利益极大的事情，如果没有很多人赞同这个理念，那么追逐的过程会倍感孤独, 不断自我怀疑。更何况在实际操作中会有长时间的不确定性和挫折。不确定性和挫折并不等同难度，但缺乏来自社交圈内的持续鼓励和赞赏会让人惴惴不安。(有多少人会不断查看朋友圈的点赞？) 缺乏经验阅历的人，更容易在这种孤独和不确定性的恐惧中打退堂鼓。人们情愿参加旧思维模型内的确定的，实际利益不大而竞争激烈难度极大的战斗 (竞争的激烈程度正好不断强化暗示这个东西值得争抢)，也不愿追逐新思维模型里的不确定的，但实际利益可能极大而竞争者寥寥难度不大的孤独游戏。

12/ 同样一件事，在不同思维模型之间的转换，需要新的底层基础设施的完备。 底层基础设施的完备，需要时间，会有波折和反复。当改变在底层悄悄发生时，被旧思维模型洗脑的大多数观察者往往会忽略其存在。

13/ 电动马达技术 1880 年左右就出现了。和蒸汽机相比，它能源效率更高，成本更低，可以安装多个小马达，各自驱动单个机器。 这些马达也可以单独控制开和关。这个技术显然比当时的驱动工厂的笨重的蒸汽机要先进多了。但在 1900年的时候，美国的工厂只有 5% 是电力驱动。 很多建造工厂的创业者在做了各种可行性分析之后，还是选择老的蒸汽机驱动模式。美国的工厂，花了四十年的时间，才从蒸汽机转型到电动马达。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因为新技术，需要一个完全不同的工厂架构的设计。重新建造设计，不仅成本昂贵，而且一开始该如何建造，并不十分清楚。电工不懂建筑，工厂的建筑师也不是电工。所以花了整整四十年才积累了足够的知识，来建造电力驱动的工厂。

14/ 1961年通用电气的一个广告宣传内赫然写道：

你一定要支付小型化的高昂代价吗？

“如果你要在市场上买一个电子计算机或者其它电子系统，问一下自己： ‘我真的需要小型化和轻便的移动性吗？’如果你不需要，为什么要为此买单？电脑体积减少一点点，最初成本可能要翻一倍。 在一个典型的电脑应用中，一个价值一块一毛五的电子真空管，可以实现三到五个单价为两块钱的半导体元件的同样功能。当你意识到一个办公电脑内的零部件数量时，过度小型化的高昂成本昭然若揭 ”。

最讽刺的是,宣传单底部赫然印着自嗨的口号：“进步是我们最重要的产品”（Progress is our most important product – General Electric ）

这类诡辩的致命误区在于：其假设有时效性。就是说，虽然晶体管单价当时很贵，但是大规模量产后就迅速下跌。而数量的大规模增加，导致其可以实现以前真空管完全做不了的事。

15/ 八十年代当电脑开始在办公室普及时，主要应用在于文字处理，电子报表和数据库软件，但是经济数据上似乎没有显示明显的效率提高。 当时所谓的“著名经济增长的思想家” Robert Solow 曾说： “你可以在所有地方看到电脑时代的来临，除了生产效率的统计数据”。 这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有多个原因：第一，电脑最初的应用如文字处理，一开始并不直接影响产出的效率。第二，金融和保险业大量使用电脑，但是其对产出效率的定义方式，并没有能够真正反映出电脑在方便和快捷上的影响。第三，新的电脑系统和旧的纸媒系统同时运营并存的时候，需要更多人力物力去管理协调。第四， 从购买安装调试软硬件系统，到真正经济效益的体现，有长时间的迟滞。 也有很多项目因为当时技术水平限制，无法成功运营，被迫夭折。

最终这个悖论被彻底击碎，要等到九十年代末，在大量办公电脑接入互联网，可以高效交换数据，完成以前无法完成的事情之后，才盖棺定论。而这种万物互联的可能性，完全不在旧经济学家的思维模型内。

16/ 由上面几个例子可以构建下述“关于思维模型变迁的思维模型”：

i） 某个新技术性能的大幅迅速提高，有心的观察者慢慢可以看到新的产业价值链的形成，取代老技术的价值链。 新老价值链的区别，不仅仅在于简单的几个性能上的可比的参数，而是当新技术在部分性能超越老的模型之后，形成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态下的新思维模型， 就像电脑不只是文字处理还可以互联共享数据，iphone 不只是用手机上网发 email 还可以支持各种复杂的移动应用, 等等。

ii） 新技术在基础设施还未完备打通之时，进展缓慢艰难，很多许诺的远景很长一段时间无法实现。

iii）旧思维模型的从业者会强烈鄙视新模型里的穷酸开拓者，他们的很多逻辑在一定的时间内确实很有道理， 但他们没有考虑到新技术和基础设施的持续发展导致超越其思维模型的变迁。

iv）因为他们拒绝理解新的思维模型，所以他们总是用老的模型里的参数来衡量进展，而这种测量在新技术早期还很不完善的时候，尤其是一些新技术的早期开拓者倒闭或者遇到暂时的困难时，往往会强化老人的偏见。

v) 另一方面，一旦人们的大脑对某事建立起思维模型，相反的事实很难让他们纠错，而只会促使他们把理论变得更复杂，让其内心自洽。就像某哲人曾说，“如果你折磨（一堆大）数据足够长的时间，它会承认任何事情。” ( If you torture the data long enough, it will confess anything )

vi) 但新技术产业链一旦慢慢打通，越过一个临界点后，会突然爆发蓬勃生机，会实现一些旧模式下无法想象的事情。而老技术的产业链则因此会开始迅速崩溃。作为一个投资者，在此时应当对新模式里的有垄断优势的领先者不断加仓。作为一个新入行的从业者，新技术产业的爆发期产生的红利，容易产生把大环境和个人智商混为一谈的飘飘然的幻觉。

vii) 即使倒塌后，旧思维模型内的从业者很长时间内将拒绝直面现实。部分在旧的领域极为出色/受人尊敬的专业人士，对自己付出多年职业生涯的老思维模型的轰然倒塌，会表现出极为幼稚，偏执和歇斯底里的情绪。他们在你心中的人设也将就此彤塌。他们是一面镜子，提醒你以后不要重复其错误。美国心理学家 Paul Watzlawick （1921-2007）曾说 :

“这是一个普遍的人性的问题：一旦我们找到某种解决方案，尤其是在这个过程中付出了较大的焦虑/期盼的代价后，我们为此解决方案付出的昂贵代价会让我们自愿地扭曲现实来适应我们的解决方案，而不是改变解决方案本身”。

viii ) 即使部分老模型下的从业者想直面现实，也没有能力迅速参与竞争，因为他们在新模型的价值链上没有过深厚的布局，和大家起点差不多，他们在很长时间内将没有任何竞争优势。

17/ 不总结思维模型和其变迁的规律，市场参与者对价值观的理解和追求成为一种下意识的盲目本能。这种本能，会因外界噪音持续制造的巨大焦虑，而自我强化，让人们不断奔波在一个又一个非理性竞争中。